"嘿，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坐绿皮火车去新疆是啥样不？那会儿我十六岁，跟着家里亲戚去种棉花。火车慢得要命，硬座车厢里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，烟味儿、汗味儿混在一起，熏得人直咳嗽。我那时候就坐在窗口，看着窗外那片灰绿色的戈壁滩慢慢往后退，心里直发毛，既兴奋又怕得要死。"

"车上的老知识分子最多，几个戴眼镜的，操着一口上海官话或者北京胡同味儿，翻着《参考消息》，要么就琢磨着怎么下棋。旁边还有对年轻夫妻，女的梳着大波浪卷发，涂着红得发紫的指甲油，男的天天哼哧哼哧练举重，说要去深圳闯荡。我偷偷问她叫啥，她笑嘻嘻地掀开衣角，露出红棉袄露出的肚腩，小声说叫 Jane，说以后要开 Western Disco。我当时就懵了， Disco？那玩意儿比我们县城的广播站都高级啊。"

"到了新疆那会儿，天是真的大，云像棉花糖一样飘在头顶，地皮干得裂开口子。我们住的土坯房还没厕所，所有人都在院子里挖坑解决生理需求。最苦的是捡棉花，弯腰弓背一天十几个小时，手上磨出血泡，腰疼得直不起来。不过有一样没得说，管饭管住还发工资，一个月二十多块，在那个年头能换两斤活猪。"

"我那时候捡棉花特别厉害，队里给评了个标兵，每天领人参观。有个上海知青偷偷塞给我两块上海糖，说等他到了深圳发了财给我寄大饼。后来他真走了，再也没消息，只有我手里那两块奶油味儿硬糖，现在想起来还有甜味儿。"

"改革之后那年，我们厂子开始搞承包，好多同事辞职下海了。我有个enny，原本是厂里最好的车工，突然有一天收拾东西说要去开小卖部。后来碰见他在街边摆摊卖录像机，那个大喇叭能外接收音机，生意好得要排队。他说赚的钱够他在县城买套房了，不过后来听说他因为假货吃官司，就此消失了。"

"我呢，就留在了厂里，跟着技术员修机床。那时候厂里效益还行，但是心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，就像手机没电似的。夜班的时候，我去厂门口的小卖部买泡面，老板娘说隔壁开餐馆的王大哥要去海南倒椰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