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风刮得正紧，把街边的霓虹灯吹得忽明忽暗。我缩在破旧的侦探社里，手里捏着半根快燃尽的香烟，烟屁股在桌上烫出一个焦黑的小洞。窗外传来几声犬吠，又慢悠悠消散了，这鬼天气，阴得让人心里发慌。

桌上的座机突然嗡嗡震动起来，吓得我手一抖，烟灰簌簌掉在日志本上。按下免提，是昨夜那个哭得梨花带雨的女人。

“您好，我……我再找您一次。”电话那头吸了吸鼻子，声音像被砂纸磨过，“我哥……他是不是有问题？”

我摩挲着下巴，烟味儿呛得我咳嗽。老王是这么说的，昨晚在城东老巷子杀了一个老头。凶器是个生锈的扳手，力道大得吓人，死者后脑勺一个窟窿，血溅得到处都是，像是疯狗扑的。老王一进门就嚷嚷着有新案子，眼睛放着绿光，结果查来查去，发现是个已经失踪三天的独居老头，死状跟那晚巷子里发现的手套颜色对得上。老王翻开我桌上那本翻烂的《鹤城旧闻录》，说老头是个老奸巨猾的包工头，欠了一屁股债，死得很可能是被人谋杀。

女人在电话那头沉默半晌，突然尖叫：“我知道！我妈说，她认识这个包工头！她昨天还在跟他吵架，说欠了她儿子十万块钱！”

我托着下巴，心里有了个大概。老城那边，人情债最是复杂。老王扑腾了半天，最后总结一句“瞎猫碰上死耗子”，把案卷往我这边一扔。这种靠运气吃饭的日子过得挺舒坦，可心里总像压块石头。

挂了电话，我抄起老王塞给我的证物袋，那是死者的公文包。包里除了账本，还有张泛黄的老照片，照片上是个笑得傻乎乎的年轻人，旁边写着“鹤城中学，1968年秋”。我随手翻翻账本，数字跟老王说的对得上，有三笔大额透支，最后一笔是昨晚杀人前几天的，去向是城西一家废弃的当铺。

当铺？我手机扫了下地图，那地方早成拆迁区了，门口挂着封条。老王不是说死者欠债吗？往当铺去干啥？我眯着眼，手指划过照片上年轻人的脸。

巷子里发现手套颜色和当铺的布告栏颜色一样。老王抓着这点死磕，翻遍所有当铺档案。结果呢？查到十几年前，这儿真有过家当铺，老板姓赵，后来卷款跑了，死在异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