哎哟喂—脑袋还是嗡嗡疼，浑身骨头像散了架似的。我眯着眼又坐起来，这身被子又硬又糙，还带着一股子说不出的土腥味。这不是我该在的病房啊！我摸了摸身上，除了两件打了补丁的旧衣服，啥也没有。

“醒了？”一个压着嗓子、带着点防备的女声传来。

我循声看过去，是个梳着两条小辫子、穿着蓝布褂子的小丫头，看年纪也就十六七岁。她蹲在床边，手里还捏着个粗瓷碗，碗里的粥刚喝了一半。

“你…你是谁啊？”我声音干涩得像砂纸磨过。这小丫头打扮得也挺土气，但眼神儿亮得很，盯着我不放，像看什么稀奇玩意儿。

“我？我是王春梅！”小丫头扬了扬下巴，把碗往旁边一推，“你就是我三婶子？”

三婶子？我脑子嗡的一声。我是李秀雅，二十三世纪的大城市白领，怎么成了这个糟心的农村妇女？前两天为了赶项目，加班加点，结果就眼前这一幕——好像是被车撞了，然后一觉醒来就到了这儿。

“秀雅，你咋了？烧坏脑子了？”外面传来一个男人沙哑的声音。

王春梅猛地站起来，冲着门口喊：“三婶子你倒是说句话啊！她是不是中邪了？”

一个男人快步走过来，三十岁左右，穿着一身半新的中山装，手里还提着个布包，看样子是刚从地里回来。他脸上带着疲惫，但眼神里透着一股子精明。

“秀雅，你醒了？”男人蹲下身，声音里带着点欣喜。

我看着他，脑子里乱糟糟的。李秀雅，这个三婶子，是村里有名的穷亲戚，公婆早逝，丈夫常年在外打工，就剩她一个人拉扯孩子。以前我每年过年都给他们送些年货，但也就是举手之劳。

“我…我没中邪。”我干咳了两声，试图让自己清醒点，“你们是谁？这是哪儿？”

“这是咱家！”王春梅着急地说，“你是我三婶子啊！这都三天三夜没睡了，你好好地咋突然说胡话了？”

男人皱着眉，打量了我几眼，眼神里带着怀疑：“你咋不说自己是李秀雅？昨天你发高烧，嚷嚷着要找你那个城里的大侄女，可你侄女在县城上班，请假都请假不下来。还说要让你赶紧回去，不然你男人要跟你算账。”

我这才想起前两天接到的一个电话——我那在外地打工的“丈夫”，李建国，因为欠了债，被人堵在工地上，打电话给我哭诉，让我赶紧回去。